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、市民阶级的强大和阳明心学的盛行，器重个体代价、寻求头脑解放、逾越传统道德规范的天然人性论渐渐成为晚明头脑界的一股潮水，此中又以王学左派的“泰州学派”即“狂禅派”最称典范（嵇文甫《晚明头脑史论》）。汤显祖少从“泰州学派”罗汝芳游，也是李贽学说的崇敬者（《答管东溟》），深受王学左派影响。他肯定人在天地中的职位，以为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（《贵生书院说》），视“天机”“天性”与“民气”为一，以“民气”为本探求“天道”（《阴符经解》），寻求精力自足。因此，他始终以“伉壮不阿之气”应对凡间事，即便因此而屡遭波折，“然终不能消此真气”（《答余中宇老师》）。以此为头脑底子，他提出了“性乎天机，情乎物际”“含星吐激，天然而调”（《答马仲良》）的理论命题，且形成了至情文学观，既以“至情”论戏曲，亦以“至情”论诗，称“世总为情，情生诗歌，而行于神……其诗之传者，模样形状合至，或一至焉；一无所至，而必曰传者，亦世所不许也”（《耳伯麻姑游诗序》），又称“情致所极，可以事道，可以忘言，而终有所不可忘者，存乎诗歌、序记、词辩之间。固圣贤之所不能遗，而好汉之所不能晦也”（《调象庵集序》）。那么，汤显祖以情论诗，是否有悖于儒家道义呢？
王汎森在《明末清初的一种道德严酷主义》中指出：“在主张天然人性论的头脑家的作品中，常能见到极为深刻的道德严酷主义。这种征象以明末清初的头脑家为特殊突出。”姑且岂论汤显祖是否也有“道德严酷主义”的倾向，然而一个不争的究竟是：作为士人，他固然寻求天然人性，但并未能摆脱儒家道义精力的影响。其《明复说》有言：“天命之成为性，继之者善也。显诸仁，藏诸用，于用处密藏，于仁中表现。仁假如仁，显诸仁，所谓‘复其见天地之心’，‘生生之谓易’也。不生不易。天地神情，日夜无隙。吾与有生，俱在浩然之内……吾人集义勿害生，是率性而已。”如前所述，汤显祖视“天性”“天机”“民气”为一，在此又以“善”“仁”“用”相规约，夸大“生生”之“仁”，寻求明心以致用。同时，他勾连“道”与“法”解读“民气”与“天下”，夸大仁道法度对性情的束缚，在《云声阁草序》中说：“天下之物，最大者无如道与法。希微渊沦，憭恍浡郁，道之存也。劖错莹荡，方俨员幅，法之持也。法与道际，可以言心，可以言天下。心与天下，道法之所营也。性命功实节烈光荣之士，无一不在乎是。”其《君子戒慎》所说“君子率性，有不离之功焉。夫道合于性体，而每于动机失之也。君子岂能一息离欤。且道于性自相依附，人于道容有合离，则未有以定性而知诱之也”，《戈说序》所说“今昔异时，行于当时者三：理尔，势尔，情尔。以此乘天下之休咎，决万物之成毁。作者以效其为，而言者以立其辨，皆是物也”，《睡庵文集序》所说“道心之人,必具智骨；具智骨者，必有蜜意”，都是以情说法，却大多涵容了深厚的道义精力。要而言之，“天然人性”与“道德严酷”共存，实在也是汤显祖头脑特点地点，这反映在诗学上则是道艺并重，极见复归风雅之心胸。
一是言情而不悖于理。如其《义墨斋近稿序》，以“风雅”规范墨客超脱通达的情绪体现，视“超然濬然，归于风雅”为“达者”，尽显道义之氤氲，大有调和情理之意味。又如对朱明之文士，汤显祖尤重宋濂，乃至于《答张梦泽》中给出“我朝笔墨，宋学士而止”的判定。现实上，宋濂诗学头脑“表现出原玄门化与抒写自我的双重特性，是重理与重文的融合，是政教与审美的分身”（左东岭《论宋濂的诗学头脑》），以宋氏为尚，这也恰好反映汤之诗学旨趣，终不离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之影响。再如，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有言：“文长自尊高一世，少所允许，独留意汤义仍，寄诗与订交，推重乃至，汤时犹在公车也。余后遇汤，问：‘文长文价何似？’汤亦称赏，而口多微辞。盖义仍方欲扫空王、李，又何有于文长。”汤于徐渭之态度，前后扞格，何以云云？实在，这也可于言情而不悖于理的诗学主张中探求答案。大抵而言，徐、汤两人虽有诗主情真而趋同的一面，但于性情与义理关系的熟悉，则多少存在隔阂。徐渭恃才负气，论诗主乎情，“其为诗若文，每每深于法而略于貌”（陶望龄《徐文长三集序》），太过夸大一己之情的宣泄，于义理的器重则显不敷。显然，这是汤显祖无法担当的。
二是器重诗之社会功用。汤显祖在《金竹山房诗序》说：“诗者，风而已矣……江以西有诗，而吴人厌其理致。吴有诗，江以西厌其风流。予谓此两者好而不可厌，亦各其风然，不可强而轻重也。立言者能一其风，足以有行于天下。若夫金右辰之诗，有不止一其风，而兼两者以究焉……故其诗旁魄愤发，幽缭致属，则大鄣之气也。标贯玄微，该验条传，则又非若吴人之风露自赏者。两者之风，较然粲然矣。得一为优美，而况其兼焉而不专者乎。”在此，他重申了言情不悖于理的意见，对“理致”“风流”的差别艺术体现未作轩轾之论，且大有统合两者之意愿；同时，又以“风”界说诗，阐发“兴观群怨”之旨，夸大诗之社会功用。其《骚苑笙簧序》，称《离骚》兼有《国风》“好色而不淫”、《小雅》“怨诽而不乱”的特点，乃“有道者之言也”，这与《金竹山房诗序》的旨趣实相侔，亦显现会通“理致”“风流”以推阐诗之实际批驳代价的取向。其《诗云缗蛮》，虽为制艺之作，但其所说“大贤觉人知止，因示以贤人之知止焉。夫民气之知诚宜用之于止矣，而不知贤人之知止，则亦何以缉其熙而敬之哉。且明德至善，即在家国天下伦理之间，而匪敬不止，匪知则明德不绍，而无以是一其敬也。是故咏《缗蛮》之诗，察丘隅之止也”，乃关联“家国天下”与“丘隅”，统论诗歌创作的原动力和目标，弘扬诗之事功代价的意趣亦见明白。
三是肯定“温柔敦厚”之诗教。汤显祖在《平静山房集序》中指出：“中庸者，天机也，仁也。去仁则其智不清，智不清则天机不神……绪为诗歌，漻然以和。”以“天机”和“仁”释“中庸”，又以“中庸”为关捩，论说诗歌创作当以平和醇厚为美，从风格的层面肯定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。其《明德老师诗歌集序》，高度评价罗汝芳之诗：“所至若元和之条昶，流风穆羽，若乐之出于虚而满于天然也，已而瑟然明以清……今之世诵其诗，知其厚以柔。”这同样展示了其以雅正为规范的根本审美态度。又其《与幼晋宗侯》一文，则是借明初吴中“高、张、杨、徐”四家诗之“一过已快。都有矩格，缊藉深稳，不漫作，大是以清气英骨为主”，贬抑“子弟李粗何弱”，既表达了对明代复古派的不满，也表现了维护“温柔敦厚”诗教的刚强态度。至于其《如兰一集序》所说“诗乎，机与禅言通，趣与游道合。禅在根尘之外，游在伶党之中。要皆以如有若无为美。通乎此者，风雅之事可得而言”，则是绾合“禅”“游”论“诗”，既联通表里，又着眼于虚实评价诗之美，不惟见歌者之灵心妙悟，亦展示了对实际的审美体悟，其保卫和推阐儒家“温柔敦厚”诗教的专心，同样清楚。
总的看来，汤显祖不但器重情绪于诗之底子作用，也未曾放弃对儒家道义的寻求。岳元声《汤临川玉茗堂绝句序》曰“诗，六经之微言也。骚人好谭诗矣，谭诗好谭微矣。好谭微而微绝，亦复更为欠好谭微矣。谭其所欠好谭微，而微更绝。微言不续，情性淆讹，而天地万物之心闭。彼夫藉口雅言，而流连于鸟兽草木之骚屑者，此政不可与临川言诗者也”，关联“微言”“性情”论“玉茗堂诗”之隐喻，分析其道艺并重的诗学内在，可以说是切中肯綮的。相反，大概是由于太过地夸大汤显祖的“至情”论，以往一些研究故意偶然地轻忽了其诗学言说中的道义关切，这与其论诗的本意自是隔了一层。
（作者：温世亮，系汕头大学文学院传授）
（光嫡报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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