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杨超（系郑州大学哲学学院副传授、洛学研究中央研究员）
赋予传统文化以期间生命力，是报告中国故事、显现文化自大的关键地点。中国古代学者对此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，并留下了浩繁乐成的实践案例，此中泰州学派尤为值得关注。泰州学派借助其创新性的哲学批驳与经学转化，乐成激活了传统儒学的生命力，使得这一新形态的儒学代价观念，深入平常百姓之心，并外化于行，进而推动了明代中后期的头脑解放活动。
由“士”到“百姓”：泰州学派学说主体受众的流变
在王阳明之前，儒家学说的主体受众均为有德有位的士医生，大概有德无位的读书人。王阳明浅易直截的致知己之学，为士医生之学走向大众提供了学理支持：人皆具备知己，具有辨识善恶的天赋本领，且在头脑上拥有行善避恶的潜能，因此，人皆有成为贤人的大概性。但由于王阳明学说依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体系性，如其知行合一之说，就蕴含着调停时弊与本体层面的双重意涵。别的，王阳明仍旧有着较为刚强的得君行道、立功立业的人生志向，其学说向下流传也因此受到隔绝。
在阳明之学被其时显贵非议之时，王艮向其师王阳明讨教，孔子环游六国所乘之车的车轮怎样制造，以此表明向下讲学之心迹，并试图得到王阳明的支持，效果王阳明笑而不答。王艮并未灰心，归家之后身着奇装异服，以表明本身与正统理学彻底决裂，而后“自创蒲轮，招摇门路”，讲学于乡间旷野。王阳明听闻后，先是“移书责之”，而后“痛加裁抑”，王艮虽作出让步，但并未有真正的悔意，朝着王阳明厉声而言“仲尼不为已甚”（《泰州学案》卷三十二）。
由此可见，儒家学说渐渐走向社会大众，从理论变为实践，王艮始开其端。在黄宗羲《泰州学案》所列十八位泰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中，只有王艮、王襞、耿定理三人，是有才德而无位的“处士”。然而，岂论有位与否，泰州学派诸位学人，对于由下而上、觉民行道的认知是一向的。频频拒绝入仕的王艮就曾以为，学者最为紧张的使命，莫过于表明布衣之学，以屹立师道。唯有云云，则为善之人日多，而天下方能真正平静。
泰州学派的学者们对于身世卑微、未涉猎诗书的布衣阶级，并无任何藐视之情。相反，他们以为相较于饱读诗书的士医生阶级，那些胸无点墨、未受先入之见影响的大众，更能直接意会至高无上的真理。泰州学派之以是可以或许敏捷风靡天下，为“愚夫愚妇”所担当，缘故原由就在于此。
由“书经”到“迩言”：泰州学派学说流传前言的嬗迁
及至宋代，愈发繁琐的汉唐注疏，已走至断港绝潢，随之而来的，是义理之学的渐渐鼓起。朱熹承继二程，在典据的选取上，由深邃艰涩的“六经”过渡到浅易明确的“四书”：“六经”与“四书”讲的是同一个原理，“六经”难晓难明，“四书”易晓易解。以是，为学者只须先了解“四书”即可。王阳明批驳了程朱理学向外求理的为学工夫，并实现了由“四书”到“知己”的转向：儒家之道，吾心自足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王阳明在谪官贵州龙场之后，身心困窘，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对贤人之道的探求：上至圣贤，下到百姓，大家都具备知善知恶的知己，何须苦苦向外求索。
然而，泰州学派的主体受浩繁为胸无点墨的平凡百姓，面临本体明白、工夫浅易的阳明心学，他们也只能望而却步。以是，将学术性、理论性较强的心学进一步普通化，是泰州学派学说布衣化的应有之义。因此，泰州学派诸子将学说流传前言，由隐晦、深邃之“经书”，变化为诗歌、俚语、野谚等浅近之“迩言”。陶匠身世的韩贞曾与诸多公卿相会论学，经书的权势巨子性已被韩贞所消解，于韩贞而言，旁征博引地高谈阔论，不如把握当下，更多地为百姓排忧解惑。
较之于经书，泰州学派所利用的迩言风格平实、笔墨押韵、普通易懂、朗朗上口。据《乐吾韩老师遗事》所载，韩贞有一日行走于乡下，一野老向其讨教本心是何物，“老师曰：‘吾欲向汝晰言，恐终难晓，汝试解汝衣，可乎？’于是野老先脱袄祓，再脱裳至裤，不觉自惭，曰：‘予愧不能脱矣。’老师曰：‘即此就是本心。’”（《韩贞集》附录）身心性命本是玄远高明的议题，然而韩贞仅以简便淳厚的寥寥数语，便使老者顿悟，脱裤后所生之羞愧感，即为“知善知恶”之知己。泰州学派诸子善用浅易浅近、朗朗上口的诗歌、鄙谚，如颜均《箴言六章》中的《孝敬父母》：“孝敬父母好到老，孝敬父母神鬼保。孝敬父母寿命长，孝敬父母穷也好。”（《颜均集》卷一）孝顺父母、调和邻里之缘由及其结果，通过浅近易懂的语言和押韵的词汇得以明白论述，使得大众易于明白并付诸实践。
由“治平”到“日用”：泰州学派学说代价寻求的更化
如若说“六经”是纪录三代先王行迹的政典，多倾向于为政者治国方案的计划；“四书”更偏重于士医生对个体安身立命之追问；那么，“迩言”则致力于探寻平凡百姓的日用之道。泰州学派放弃了针对上层政治布局的改造寻求，转而将研究及关注的核心会合于“愚夫愚妇”。因此，泰州学派的学说代价寻求发生了明显变化：从士医生阶级“以仁为己任”、“至死不渝”以平治天下的理念，转向在平凡大众一样平常生存中可实践的路径。
对日用的凸显，并非忽略治平，在泰州学派诸子这里，日用是治平之本。罗汝芳在《一向编·四书总论》中以为，农民嬉笑之言语最为浅近，贫苦地域的村妇职位最是卑下，然而村妇却可以或许用本身的生命掩护刚出生的赤子，倾尽全部去爱嗷嗷待哺的婴孩，她们不会富丽地表达，反倒做到了“仁义之实”，这就是“修齐治平之本”。
与汉宋诸儒效忠职守，执着于家国天下制度建构、格正君心的经筵计划迥异，作为“日用”紧张构成部门的孝悌，最为泰州学派诸子所推许。明内阁首辅张居正读阅王艮《遗稿》之后，驳倒道:“世多称王心斋，此书数千言，单言孝弟，何迂阔也。”罗汝芳听闻后不以为然：“嘻!孝弟可谓迂阔乎？”（《泰州学案》卷三十二）罗汝芳以为，孝敬父母、敬重兄长、慈祥子弟是人生至关紧张的三件事，这三件事无需深图远虑便能明白，无需专门学习即可践行，而且天下人都会不谋而合地付诸举措。若大家都能密切本身的亲人、尊重本身的尊长，那么“明德”便会“明”于天下。
别的，禁赌、止讼等平常之事，也都纳入了泰州学派诸子讲学的日程。固然官府已经立法，对赌博的处罚甚是严苛，但是民间聚赌的征象仍旧屡禁不止。泰州后学萧雍，就将赌博视为民间大害，在为村民讲学之时，反复夸大赌博对于身心、家庭的摧残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：“大抵赌博之人，初皆起于利心……纵赢得钱来，不由发愤，谁肯爱惜，恣意耗费，缘手立尽，倒囊空归。东荡西走，地步荒凉，不问父母缺养，掉臂室无片椽，家无寸土。”（《证人社约》卷一）
值得留意的是，布衣化并非卑鄙化，平常日用并不等同于落入流俗。怎样使布衣化、日用化的学说，仍旧保持儒家所蕴含的根本精力与态度，普通而不肤浅，也是泰州学派诸子所积极到达的目的之一。王栋对“百姓日用”就作过较为严酷的规定，普罗大众固然做的是寻常事变，但应时候摆脱旧习，道德地步与圣贤相类：此心光明、与道合一，而不能媚于世俗情态，甘于混迹乡里、虚生枉死。
在泰州学派诸子的共同积极下，布衣头脑得以广泛流传，深受百姓喜好，其移风易俗的成效日渐明显。据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所载，粗识笔墨的韩贞，以化民成俗为己任，不问身世，因材施教，于村前屋后从容论学：“随机辅导农工商贾，从之游者千余。秋成农隙，则聚徒谈学，一村既毕，又之一村，前歌后答，弦诵之声，洋洋然也。”（《明儒学案》卷三十二）明巡抚龙紫海途径泰州学派首创人王艮的故乡时曾感慨道:“一方父老，多敦行孝弟，侈言谦逊，皆艮风所遗。”（《王心斋老师遗集》卷五）孝悌与谦逊之风日益深入民气，并明显表现于大众举动之中，传统儒学由此抖擞出新的生气与活力。
《光嫡报》（2025年04月05日 07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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